美堪萨斯大学历史系教授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国政治变迁

【核心提示】造成白人政治转向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与种族民权运动相关。民主党支持民权运动，保守共和党则反对民权，南部白人因此从民主党转向共和党。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我之前谈到的工会的衰落，工薪阶层白人失去了工会的保护后，转而寻求宗教的帮助，更加传统、保守，这种情况更多发生在美国北部。

大卫·法伯尔（David Farber），美国堪萨斯大学文理学院历史系杰出教授，主要研究政治学、政治文化、社会运动、反主流文化、商业与社会以及20世纪美国资本主义史等。他的代表作包括《人质事件:伊朗人质危机和美国同伊斯兰激进分子的首次遭遇战》（Taken Hostage: The Iran Hostage Crisis and America’s First Encounter with Radical Islam）、《现代美国保守主义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Modern American Conservatism—A Short History）、《伟大的梦想时代——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The Age of Great Dreams-America in the 1960s）等。

有人称，特朗普的当选，不仅是美国政治史上的分水岭，也是世界秩序的分水岭。他的当选让人们再次反思全球化——为什么人们在欢呼全球化让人类共享资源、优势互补带来的便捷和经济繁荣时，作为这一秩序的主导大国美国，却似乎觉得自己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充满挫败感的选民决定要回归“美国优先”？全球化难道抛弃了美国的劳动阶层吗？他们选择特朗普只是为了保护自身经济利益，或是背后还有其他因素？特朗普宣扬“贸易保护”，他确实是要“逆全球化”吗？近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常务副总编辑王利民一行和美国堪萨斯大学文理学院历史系杰出教授大卫•法伯尔（David Farber）在美进行面对面交流。长期从事美国政治史研究的法伯尔教授从历史、社会文化的角度讲述了美国政治变迁以及当下美国学界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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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资本政治化的演进

《中国社会科学报》：很高兴和法伯尔教授见面交流。我们知道您的专业是美国政治史研究，传统上我们认为美国政治史就是美国两党政治史。

法伯尔：美国政治史主要关注选举、党派、国会、总统、选民以及社会变化和社会运动等问题。从大的范畴来说，应该是政府、选举、民主等。美国学者对公民组织研究很感兴趣，在美国有很多公民团体，比如妇女团体、人权团体、环境团体等。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主要关注哪些领域？

法伯尔：我对很多问题都有兴趣，主要研究领域为1920年以来的美国历史，包括总统制以及民主制度，特别是民主制在美国如何运作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谈到美国两党政治，人们会想到背后的金主以及智囊集团，比如传统基金会与共和党的关系等。

法伯尔：是的，政党的背后有智囊也有财团。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科氏集团，其总部就在堪萨斯州，业务以石油化工为主。目前科氏集团的掌门人是第二代，通常人们称他们为科赫兄弟（Koch Brothers），他们被称为美国的隐形大富豪，很有钱，但是没有上市，据说他们是全球最大的非上市公司。科氏集团成立于1918年，是个典型的家族企业。他们在政治上很活跃，成立基金会并创办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就是科赫兄弟与一些学者联合创办的，所以他们一直以来是卡托研究所最大的资助者，每年资助上千万美元，不过现在资助额没有二三十年前多了。地处华盛顿特区的卡托研究所，在市中心有座引人注目的大楼。科赫兄弟不仅资助自由主义（即自由保守主义——记者注）智库，而且设立资助自由主义年轻学者的奖学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我们了解，卡托研究所应该是倾向共和党的。

法伯尔：保守主义在美国有三种：自由保守主义、建制派保守主义以及社会保守主义。自由保守主义强调小政府、个人自由；建制派保守主义支持大企业、支持富人，他们希望政府为企业利益服务；社会保守主义信奉宗教，认为政府应该保护传统道德规范等。我可以举个例子，美国的国家进出口银行给大企业出资，资助其出口，那么建制保守主义是支持这样做的，因为他们认为政府就是要服务于企业的利益；但是自由保守主义比如卡托研究所，他们就不支持这样做，因为他们认为政府不应该支持某些企业或者不支持某些企业，所以虽然都是保守主义，但也是有区别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进一步谈的话，自由保守主义代表的是哪个群体？

法伯尔：总统或者总统候选人没有一个是自由保守派，特朗普可能假装他是自由保守派。但是得克萨斯州的参议员科鲁兹和肯塔基州的参议员保罗，他们是自由保守派。如果用文氏图来表现的话，自由保守派与大企业的交集就是“反对政府管制”，而小企业则更加支持自由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大企业如何在两党之间作出选择？

法伯尔：传统上，大的上市公司在选择党派方面很谨慎，会尽量避免有明显的倾向。但是，从里根时代开始，大公司开始有明显的政治倾向，而且他们可以在法律的帮助下发挥政治影响力。他们愿意支持有益于公司利益的政策，所以他们可以把钱给民主党，也可以给共和党，主要看他们的政策是否对企业有利。比如像科赫这样的私人企业，因为企业内没有其他股东抗衡，他们有更大的自由来选择支持谁，更容易实现政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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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资本主义”研究的兴起

《中国社会科学报》：是不是由于美国政府管制太多，小企业更加反对政府管制，而大企业可能倾向于与政府合作？

法伯尔：因为对于小企业来说，资源、人力没那么多，他们可能没有精力处理与政府的相关事务，而大企业则有专门的人力和部门来处理这部分事务，所以，这种情况是可能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欧洲，战后很多小企业支持政府出台类似“周末不营业”这样的政策，以保护小企业的利益。在美国，为什么小企业不喜欢政府的规制？

法伯尔：是的。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很多年前，美国的小企业也和欧洲的企业一样，他们支持政府的针对“掠夺性竞争”的政策，即为了保护小企业而推出的一种不平等的竞争政策。但是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企业开始打破政府对小企业的保护，后者陷入困境，没什么好的选择。这些小企业是特朗普的支持者，由于他们对自己处境的愤怒、对政府与大企业的不满，所以把票投给特朗普。

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政府支持全球化，大企业在这个趋势中获益，而那些无法进入大公司、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则成为全球化中的落败者。

你们所提的这些问题，事实上是美国学界“美国历史上的资本主义”的讨论范畴，学者们对这些问题很感兴趣。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种关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法伯尔：学者们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与资本主义研究大概始于十五年以前，当然传统上国家与资本主义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问题。美国经济本身发生变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晚期，但是全球化让“国家与资本主义”这个话题变得更加复杂。美国学者试图理解和解释为什么美国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变得越来越保守。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对国家与资本主义之间如何互动的问题越来越关注，这些研究并不一定是从批判的角度，而是从一种理解、阐释的角度。

很长时间以来，美国政治学者使用多元主义来讨论美国政治，多元主义的意思就是各种元素相互制衡，这些元素包括劳方、资方、强大的军方以及强大的监督机制，即每个人都有一把椅子，可以坐在一起讨论。70年代以后，工会失势，所以这个平衡被打破了，现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已经不再讨论多元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主要是哪些学科在关注这个问题？

法伯尔：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都在关注。政治学现在越来越倾向于定量研究，很多学者从政治心理学角度研究作为个体的人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保守。

《中国社会科学报》：量化研究的主体是什么？

法伯尔：量化研究的主体主要包括政治行为、研究人员试图理解促使选民作出选择的原因以及选民与党派的关系等等。通过认知科学、行为研究等我们称之为跨学科研究的内容进行量化分析，这是目前美国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

现在美国政治学研究者越来越多，他们主要分为三派：理论派、制度派以及行为主义派。理论派重点研究政治问题背后的本质、规律，着眼于大问题；制度派关注对机构、组织的研究，比如欧盟、北约、美国国会等，研究这些机构的组成以及法规等；行为主义派则重点研究个体行为以及身份界定。

《中国社会科学报》：美国政治学出现定量研究趋势，那美国政治历史学是否也有这个趋势？

法伯尔：没有。20世纪80年代，我在研究生院读历史专业时，历史学科曾经出现过量化研究趋势，但是却失败了。

3全球化中美国劳动阶层受损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十五年是非常关键的。之前，克林顿支持全球化，很多美国工厂开始倒闭。是不是这个时候社会已经进入到保守分裂的状态？

法伯尔：从老布什开始，历任总统都对从亚洲进口产品采取开放政策，这对美国制造业的冲击是肯定的。传统上，民主党在1930—1970年占主导地位，与工会关系紧密，关注劳工利益，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克林顿以及奥巴马倾向于支持全球化，这就意味着对市场开放、国际贸易等的支持，却忽视了劳工阶层的利益。而共和党则一直以来和全球化的大企业关系更近。

《中国社会科学报》：21世纪初美国出现新保守主义，到目前来说，有何变化？

法伯尔：新保守主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演化。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工薪阶层白人越来越趋于保守。按道理说，他们应该变得更激进，可是他们不再信任政府，认为政府找不到为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此外，随着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比如亚裔、拉美裔移民人数的上升，这些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工薪阶层白人觉得自己的处境受到了威胁。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这些人传统上是不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法伯尔：原来有可能，但这个比例已经越来越低。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劳动阶层最关注他们的经济利益，美国的这些劳动阶层同时还关注其“白人”身份、关注宗教，有时候甚至和他们的经济利益目标相冲突。

4造成白人政治转向的主要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报》：堪萨斯州地处美国中西部，特朗普应该在此获得了很多票？

法伯尔：是的，他轻而易举就赢得了堪萨斯州，不过不包括劳伦斯镇。虽然同样地处中西部，但是作为堪萨斯大学的所在地，劳伦斯镇支持民主党。

《中国社会科学报》：除了堪萨斯州外，特朗普轻易拿下的还有哪些州？

法伯尔：内布拉斯加、密苏里、俄克拉何马、得克萨斯、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怀俄明、蒙大拿等，整个中部地区是特朗普的强大票仓。希拉里主要是东西海岸，中部只有很小的一部分。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部非裔人口多吗？

法伯尔：非裔主要居住在大城市，无论是东西海岸还是中部地区，他们都选择在城市居住。

《中国社会科学报》：大城市更方便就业。

法伯尔：是的。应该有就业的考虑。去年大选，民主党赢得了多数大城市的选票，而郊区则是强大的保守阵营。这种选票分布情况和法国、德国相同。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不同族裔对特朗普的态度有什么不同？

法伯尔：我们所在的中部地区，有很多德国后裔。你们知道，英国人先于德国人来到美国，他们首先占据了海岸，因此后来的德国人只能来到中部，像艾奥瓦、伊利诺伊、密苏里、内布拉斯加、堪萨斯等州，我的邻居就是德国人。这些人主要信奉天主教和新教，后者更是占多数，他们与英国后裔在信仰、理念等方面很接近。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个地区应该是福音派居多？

法伯尔：在美国，有很多不同的基督派别，简单来说，分为高派教会与低派教会。这个地区多属于浸信会、卫理公会，也就是基督福音派，福音派属于低派教会。当然，它们都起源于英国圣公会。这个地区确实是福音派居多。

《中国社会科学报》：1968年，也就是民权运动之前，这个地区是支持民主党吗？

法伯尔：不是，但是情况有点复杂。这个地区属于温和共和党，传统上反对蓄奴，我们所在的这个镇在美国内战时期还被烧毁过，因为它是反对蓄奴的中心。堪萨斯州黑人很少。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在支持特朗普的选区是不是以白人为主？

法伯尔：是的。共和党的支持者主要还是白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种情况放在1968年前是不是无法想象？

法伯尔：我想说的是，造成白人政治转向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与种族民权运动相关。民主党支持民权运动，保守共和党则反对民权，南部白人因此从民主党转向共和党。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我之前谈到的工会的衰落，工薪阶层白人失去了工会的保护后，转而寻求宗教的帮助，更加传统、保守，这种情况更多发生在美国北部。

民主党本应该是倾向于工薪阶层的党派，可是在南方白人看来，民主党太过慷慨，太重视少数族裔，首先，他们认为种族利益也是“零和游戏”，别人获得好处，自己便会失去。其次，他们认为民主党支持全球化，影响了他们的就业，这点和共和党似乎也没区别。

《中国社会科学报》：堪萨斯州在历史上反对蓄奴，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这个地区历来支持共和党是有历史原因的？

法伯尔：除了我们所在的劳伦斯镇，堪萨斯州几乎都是支持共和党的。农民、小企业主，他们都支持共和党，不过他们支持的是温和共和党。独立战争后，北方主导一路西进，被称为“西进运动”。因此，对于新开拓的西部疆域，是实行“自由州”还是“蓄奴州”成为一个很大的争议，这也是导致南北内战的一个因素。我们所在的这个地区，就属于当时被表决的区域。堪萨斯州支持废奴，与它相邻的密苏里州则投票支持蓄奴。当时，密苏里州的人跑到堪萨斯州，放火烧毁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镇子，杀死很多人，这是真实的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个地区的白人和南方白人在奴隶问题上有截然不同的态度，是什么原因？

法伯尔：这在美国是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在堪萨斯这个地区，他们支持废奴的主要原因是宗教。创建这个镇的人们是来自新英格兰的基督教徒，主要是基督新教，出于宗教与道义的原因，他们来这里就是要反抗蓄奴制。但是，这个问题也不能只归结于这一个原因，同样背景的人也可能会有不同的态度和抉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

5如何支持劳动阶层是个大问题

法伯尔：如何支持白人劳动阶层，这在美国是个大问题。民主党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让他们接受更多的教育培训，这样的话可以提高他们在全球就业市场的竞争力；特朗普则提出不同的方案，他的方案是“停止全球贸易”，用美国自己的剪刀做衣服。对这些白人劳动者来说，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学习技能，一个是“改变规则”，他们选择了后者。

《中国社会科学报》：由于美国目前的社会矛盾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存在，支持特朗普的群体也会长期存在，如何评估未来美国的政治生态？

法伯尔：我想说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如何。民主党内部也存在分裂，传统的民主党比如希拉里，主张全球竞争、提倡教育等，政府的工作是提高劳工的技能；以桑德斯为代表的民主党在某些方面更倾向于特朗普，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反对全球化，减少全球竞争，以保护美国劳工的利益，所以民主党不知道自己未来的走向。共和党在这些问题上也有分歧。不过共和党都支持赋予企业自由，包括允许他们为了节省成本去污染环境、降低职员工资以及恶化生产条件等。大多数共和党人支持国际自由贸易，但是特朗普并不一定支持。我认为没人知道特朗普会怎么做，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特朗普的上台是否也给共和党内部结构带来了冲击？

法伯尔：有可能吧，我们还不知道。有传言说，特朗普与保罗•瑞安之间有矛盾，后者为传统共和党、众议院议长。他们二人到底谁会产生影响还是个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特朗普是内心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还是为了迎合这样一个选民基础？

法伯尔：特朗普的核心信仰就是“他自己”，从理论上、思想上来说，他并没有系统的理念。正因为如此，他的想法很容易被影响。在竞选阶段，他拿中国当靶子，批评美中贸易；但是后来和中国领导人见面时，他又不谈这个问题了。我想说的是，他的政策会出现反复，而且容易被他人影响。

：如何支持白人劳动阶层，这在美国是个大问题。民主党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让他们接受更多的教育培训，这样的话可以提高他们在全球就业市场的竞争力；特朗普则提出不同的方案，他的方案是“停止全球贸易”，用美国自己的剪刀做衣服。对这些白人劳动者来说，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学习技能，一个是“改变规则”，他们选择了后者。

《中国社会科学报》：由于美国目前的社会矛盾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存在，支持特朗普的群体也会长期存在，如何评估未来美国的政治生态？

法伯尔：我想说我们不知道未来会如何。民主党内部也存在分裂，传统的民主党比如希拉里，主张全球竞争、提倡教育等，政府的工作是提高劳工的技能；以桑德斯为代表的民主党在某些方面更倾向于特朗普，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反对全球化，减少全球竞争，以保护美国劳工的利益，所以民主党不知道自己未来的走向。共和党在这些问题上也有分歧。不过共和党都支持赋予企业自由，包括允许他们为了节省成本去污染环境、降低职员工资以及恶化生产条件等。大多数共和党人支持国际自由贸易，但是特朗普并不一定支持。我认为没人知道特朗普会怎么做，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特朗普的上台是否也给共和党内部结构带来了冲击？

法伯尔：有可能吧，我们还不知道。有传言说，特朗普与保罗•瑞安之间有矛盾，后者为传统共和党、众议院议长。他们二人到底谁会产生影响还是个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特朗普是内心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还是为了迎合这样一个选民基础？

法伯尔：特朗普的核心信仰就是“他自己”，从理论上、思想上来说，他并没有系统的理念。正因为如此，他的想法很容易被影响。在竞选阶段，他拿中国当靶子，批评美中贸易；但是后来和中国领导人见面时，他又不谈这个问题了。我想说的是，他的政策会出现反复，而且容易被他人影响。

6特朗普的选择性“全球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我们有个问题一直很疑惑。特朗普作为一个从全球化中获利的商人，从逻辑上来说，他不应该反对全球化，或者他只是反对全球贸易？

法伯尔：特朗普在竞选中强调贸易保护，肯定有争取选票的目的。但是，他真正信什么，对大家来说都是个谜。他的公司从全球化中获益不假，但他支持国际化并不等于他支持国际进出口贸易，或者他只需要投资、资本流动。

目前，在美国，关于全球化的问题也是有分歧的。一些大公司比如苹果、通用汽车、杜邦等依赖全球化，所以他们对特朗普充满担忧和不安。硅谷的大公司也不喜欢特朗普。

《中国社会科学报》：那么像高盛、摩根士丹利这些投资公司又如何看呢？

法伯尔：很有意思。我认为他们可能觉得自己可以“遏制”特朗普。特朗普政府现在的财政部长史蒂文•姆努钦就是前高盛合伙人。这些人以为，特朗普只是在故意“贬损”全球化而已。他虽然对着那些劳动阶层的人们声称自己提倡贸易保护，但其真正的政策却会保护全球经济。我认为美国的金融大亨们应该也明白，特朗普没有确定的思想理念，所以，他也不会有明确的政策。事实上，他也不关心真正的政策，他只喜欢“说话”。所以，到目前为止，经济政策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因为共和党不想作出改变，金融大亨们比如华尔街也不想改变，他们的希望就是“遏制”住特朗普。

《中国社会科学报》：特朗普是德国后裔，他的地产生意也遍布全球。

法伯尔：从西方的角度看，第一波全球化浪潮发生在1830—1930年，那个时期，成千上万的人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迁徙，参与工业化，特朗普家族正是第一波全球化的参与者。说得对，特朗普确实通过全球化的地产生意赚钱。

《中国社会科学报》：全球化虽然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是最近出现的一些新动向引起学界热议，美国学界对此应该也很关注。对这个问题，都有什么样的讨论？

法伯尔：关于全球化问题，美国学界讨论也很多，学者们通常会研究这些问题，比如为什么会出现全球化以及它是如何出现的？谁会在这个过程中获益、谁会遭受损失？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做到公平分配？现在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美国社会科学学者，对于单个国别研究的兴趣正在减弱，而对国际化、跨国研究的兴趣则趋浓厚，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趋势。

原题：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国政治变迁——对话美国堪萨斯大学历史系教授大卫•法伯尔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